1937年12月，在上海的街头，年仅25岁的孙景浩，成功刺杀了日军，留下了这一张令人震撼的老照片，照片中的他已经没有了一丝生命的迹象，他的上衣被打开，日军在他身上进行仔细的搜索，以确定是否藏有炸弹。
1937年12月3日，上海南京路，上午十点刚过。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正沿街行进，装甲车碾过路面，履带把柏油压出两道深痕。沿街商铺全关着门板，零星几个行人贴着墙根走，没人抬头。
队伍行进到先施公司门口时，路边一个穿灰布棉袍的青年突然从衣襟下抽出手来，手里攥着一枚手榴弹。他没用牙咬引信，而是早就把拉环套在了小指上，一扬胳膊直接甩了出去。
手榴弹在空中划了个弧，正落在三匹并行的军马脚下。两秒后爆炸，弹片和气浪同时炸开，三名骑马的军官连同两匹马当场倒地，血顺着排水沟淌出去十多米。
那青年没跑。他站在原地，被冲击波推出去好几步，后背撞上一根电线杆，然后身体慢慢滑下去，坐倒在地上。棉袍前襟被弹片撕开，露出里头的白布衬衣，血从胸口和腹部渗出来。
不到半分钟，七八个日本兵围上来，一把将他按倒，扯开衣服从领口查到裤脚，连鞋底都撬开看了。人在那会儿已经没气了。
快门就是这时候响的。一个美国记者在对面楼上的窗边，连拍了四张。
这个人叫孙景浩，25岁，老家浙江镇海，在四马路一家书局做排字工。
孙景浩到上海是1934年的事。头两年日子还算太平，他在书局负责捡字排版，一天站十几个钟头，月薪十二块钱，勉强糊口。
1937年8月战事起来后，什么都变了。书局所在的闸北一带最先挨炸，印刷机被烧成铁架子，字模铅块炸得满地都是。孙景浩和几个工友逃出来的时候，随身只带了一件棉袍和口袋里三块钱。
他后来在法租界边上找了个亭子间住下，白天去码头扛活，晚上回来帮人抄写，一天吃两顿，有时候一顿。那段时间上海每天都有惨事发生。10月中旬，他在虹口看见日本兵把一个拉黄包车的踹倒在地，就因为那人让路慢了一步，当街用刺刀捅了四下。围观的人没一个敢出声。
孙景浩在亭子间里把自己关了三天，出来之后像变了个人。他开始找门路搞武器。
给他弄到手榴弹的人姓陈，是个四十多岁的棚户区住户，当年在闸北当过保安队，淞沪会战后把几件军械偷偷埋在了自家灶台底下。
孙景浩找过他三次，头两次老陈没搭理，第三次把钱往桌上一拍——那是孙景浩把唯一的冬被和两件夹袄全当了换来的。老陈看了他半天，从灶台底下挖出一个油纸包，递过去的时候说了句：“这东西一拉就响，到时候你别手抖。”
拿到手榴弹之后，孙景浩在租界边上一条弄堂的阁楼里住了五天。他把棉袍内衬拆了重新缝，缝出一个正好放手榴弹的内袋，位置在左肋下，外面看不出来。缝完那天晚上，他把房东留的一瓶黄酒喝光了，在桌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，写完折好塞进墙缝里。
12月3日一早，他洗了脸，穿好棉袍，把拉环套上小指，揣进内袋，出门往南京路方向走。走到先施公司楼下的时候，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，看着对面跑马厅的栏杆。有人说，他当时还买了包花生米，一颗一颗吃完，然后把油纸擦干净手，站起来走进了路边的人群。
爆炸之后的事情，很多细节都对得上。日军当天下午就把南京路一带封了，挨家挨户搜查，抓了四十多人。孙景浩的遗体被拉到龙华那边的一片荒地上，跟当天的其他死者一起埋了。没留标记。
但那张照片留下来了。美国记者通过关系把底片送到公共租界，一个月后，这张照片被印成明信片大小的传单，在租界的工厂区和棚户区里悄悄流传。传单背面印着一句话，据说是排字工人同行加上去的：“他扔出去的那颗手榴弹，炸响的不止一条街。”
1938年春天，有人在孙景浩住过的亭子间墙缝里找到了那张纸条。纸条上只有九个字，笔画很重，纸都戳破了：我不怕死，我怕活着做亡国奴。
这句话后来被收进了抗战时期的民间文献，跟那张照片一起，在好几个城市被翻印。1940年前后，重庆有人把孙景浩的事编进了街头剧，演到扔手榴弹那一幕时，台上的演员没说话，台下也没有声音，所有人都站起来。
照片原件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，编号不显眼，位置在抗战展厅靠里的一个角落。画面已经泛黄，看得清一个人的轮廓，衣服被扯开，身边围着穿军靴的人。放大镜凑近了看，能看出那人的右手小指上，还套着一截拉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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